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、同等入市，同时也要创造条件使宅基地流转。

服务型制造包括工业设计服务、定制化服务、供应链管理、共享或协同制造、全生命周期管理、总集成总承包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服务、信息增值或智能服务、生产性金融服务、节能环保服务等新业务模式和新产业形态，而且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进步和应用拓展，传统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，服务型制造的新模式新业态正在不断创新发展。推进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，有利于扩大内需，进而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，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，以要素低成本、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。

一直以来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受到体制机制约束，发展并不充分，是制约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的重要因素。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7年、2018年和2019年我国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三新经济增加值分别为129578亿元、145369亿元和161927亿元，分别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5.7%、16.1%和16.3%，其中第二产业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分别为54253亿元、62453亿元和70443亿元，增速都远远高于当年第二产业增速和整个经济增速。一般意义上，服务型制造可以从两个层面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。定制化服务通过个性化设计、用户参与设计、交互设计等，可以动态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。因此，对于我国制造业而言，补齐大而不强、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高这个关键短板，大力推进服务型制造无疑是十分有效的途径。

这突出表现在工业四基——核心基础零部件（元器件）、关键基础材料、先进基础工艺、产业技术基础自主化程度低，关键共性技术缺失，产品质量和可靠性难以满足需要，包括试验验证、计量、标准、检验检测、认证、信息服务等在内的基础服务体系不完善，信息社会背景下的基础软件、操作系统、计算机算法等现代产业的核心基础更是主要依赖国外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，更具有重要意义，应该更加重视、积极推动。没有恢复到过去水平可能的主要原因，一是企业只实现了部分复工、出现大量失业，二是居家办公，用在线方式替代出行。

现在确实还没有完全放开，出行有很多规定，让出行难度增加。从北京来讲这很难理解，因为北京市内工业污染下降很多，这几年煤改气也基本完成。刘国恩教授点评： 我提两个方面的问题，供姚洋老师团队进一步思考。从百度出行数据看，节前和往年数据相比没有任何差别，节后出行数据一直下降，到节后第二个星期略有上升。

最后，我们测算了出行变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，即出行减少系数与污染物下降比例的对应关系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对就业、环境都将会有比较大的影响。

以往除非单双号限行，像这么大段时间全国都实行交通管制的评估机会特别少，所以很难识别交通对空气污染的真正影响。如上右图是二氧化氮除以二氧化硫（主要来自工业排放）的比值。如果出行依然高频，没有很大变化，甚至再出现所谓的报复性消费，进一步增加出行频度，意味着极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疫情。疫情期间，北京市1月下旬和3月上旬分别出现两次重污染天气，而且污染水平超过2016-2019年这四年的最高水平，特别是3月上旬这次污染。

这也是非常好的机会评估交通对空气污染的影响。采用环境经济学的做法，我们用二氧化氮比二氧化硫的比值作为因变量，相当于在控制了复工复产的前提下，评估移动污染源的污染强度。个人认为，北京市应该加强交通管理力度，尤其是加强交通拥堵治理。此次研究对将来交通治理的政策讨论有价值。

空气污染数据是基于2016-2020年的大气污染物数据，此次研究我们主要关注两种污染物：一种是二氧化氮，它主要来自汽车尾气，由移动污染源产生。第二，交通对于环境的影响。

春节后第60天，两组数据快要接近，但是2020组的数据很快又降下来。疫情冲击在1月20-24日这段时间表现得非常明显。

第一，我们此次研究讨论出行的目的是什么。疫情冲击期间，即1月20-23日。徐晋涛教授点评： 这个研究很及时，也有意思，特别是识别交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方面。姚洋老师团队的研究工作，非常清晰地估计出交通对空气污染的影响，将来对改善交通管理，包括北京、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的交通管理，有很重要的指示性意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到节后第五个星期比值进入了一个平台期，而且平台期的比值仍然比平常要低20%多，反映出一直没有回到过去的水平。3. 长期来看，出行变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程度如何。

这其中当然有多方面因素，比如收入下降、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等。实际数据显示，节后出行下降近60%，会使空气质量中的总体污染物下降9.4%、PM2.5下降10.5%、PM10下降11.3%。

从出行来看，疫情之后如果完全放开限制，给更多出行自由，由于对聚集性感染的担忧，将来驾车出行比例增加的可能性很高，这可能就是出行行为永久性改变的一部分。节后第二阶段的下降则主要受复工不足和相应的出行下降叠加影响，系数绝对值比第一阶段更大。

本文根据姚洋教授的分享与刘国恩教授、徐晋涛教授的点评整理。日本已经全面解禁，出行交易成本基本零增加。

这可能意味着：解禁之后人们的出行的确在发生变化，而大家减少出行对环境有正面影响。但是如果剔除气候因素，北京的空气质量大部分时间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改变调查发现，这6亿人中，来自农村的比率高达75.6%，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.2%和34.8%。因此，农村居民的月均收入状况，本身就已经接近月入1000元。

另一方面，创新具有风险，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才能负担创新的风险。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贫穷 。

不用和发达的欧美国家作比较，仅仅和东亚经济体比较一下，就很容易看出来。再者，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公共品，穷人脱贫永远没有制度保障。

第三，技术创造动能足，但实际能力不足。中国的创新基本上还停留在管理经营模式，或者技术应用方面的创新，原创技术创新少之又少。

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。概括地说，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，绝大部分都在农村，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，家庭人口规模庞大，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，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，大部分是自雇就业、家庭就业或失业，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，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万零733元。有鉴于改革开放之前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，邓小平提出了致富光荣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，走集体致富的道路。

然而，这是基本事实，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。这些都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信号，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之后的纲领性改革文件。

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.05年，处于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阶段，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43.7%，文盲的比率占9.6%。中国在这些社会公共品领域，不仅没有足够的制度建设，反而遭到破坏。

在知识层面，学者多为资本经济学家或资本社会科学家，为财富说话。第二，无论是中产阶层的地位，还是脱离贫困的人口，社会制度的基础都不足。